“我认为收购、合并的事情宜早不宜迟。”一年多前，苏敏（化名）受发起行委派，赴长三角某村镇银行推进“村改支”改革，同时担任这家村镇银行的董事长。
这段经历，让她深感这一最小金融机构单打独斗的无力，以及利润积累的艰难。“用最土的话讲，就是村行养活自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苏敏坦言。今年4月份，她所在的村镇银行顺利完成“村改支”改制，纳入发起行统一管理。
作为我国数量最多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正在被加速收编。从2007年第一家设立，这类县域小微金融机构数量曾快速铺开，高峰时期的数量达到了1651家（2021年）。然而2024年，村镇银行开启规模化“大撤退”。梳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可以发现，从2024年5月至今两年多的时间，共有560余家村镇银行注销，目前全国存量已回落至1000余家，且这一数字还在动态下降中。
相较于农信社、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仅有不到二十年发展历史，是本世纪初为补齐县域金融服务短板而专设的最小金融机构。对于县域金融而言，村镇银行从遍地开花到加速整合退出，折射出国内县域金融生态的深度重构。
单打独斗的村行
2024至2025年，村镇银行上演着“大撤退”，几乎每月都有村镇银行批量被吸收合并的消息。
一个现实是，在县域市场，几乎只要有村镇银行网点的地方，方圆几百米范围，有国有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网点，可谓竞争对手林立。
这是村镇银行当下普遍的竞争环境，大行重回县域，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区域银行，客户不仅被“掐尖”，甚至还遭遇“挖角”。
然而当下村镇银行的生存困境，既有着外部行业挤压，也与其自身经营短板密切相关。
苏敏多次运用几个“最”来形容村镇银行的处境：身处金融机构食物链底端，直面激烈的行业竞争、承受不小的不良压力，同时存在业务结构单一、市场空间狭小、负债成本高、资本补充难度大的问题。
“业务非常单一，没办法跟支行比较。”苏敏认为，受制于机构定位与监管规则，村镇银行聚焦“三农”、小微的存贷业务，其他中收、同业等业务开放有限，这意味着村镇银行营收工具单薄，利润增长后劲不足。
苏敏简单从资负两端算了一笔账：按照其所在的村镇银行的规模、人员、负债成本，资产端收益率至少要达到5%，才能避免亏损，留出足够利差覆盖村镇银行全部运营成本。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稳健优质的低风险客户难以达到这一收益标准，贸然拓展高收益客群，自然会推高不良风险。
不可否认，村镇银行作为小型法人机构，具备架构精简、审批高效、放贷灵活的天然优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独立法人属性，也带来了无法规避的管理成本冗余问题。即便部分村镇银行全员仅十余人，仍需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搭建董事会、监事会等完整治理架构，配齐全套合规、风控、运营体系。
“这套公司治理体系落地下来，管理人员可能已经超过员工人数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曾向记者分析，一家村镇银行的业务规模与一家区域银行支行相当，但管理成本却不小，直接拖累了盈利能力。
除了经营困难，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村镇银行以及不少地方小银行，缺乏相关的人才、资金和业务规模，显然不具备单独开发可能性，多借助于发起行，或省联社的系统。
显然，当前局势“优势不在我”，那么，村镇银行出路在哪里？苏敏认为，最便捷的一条路，还是“村改支”。
逐步整合
可以明确的是，行业层面的减量提质大势已定，村镇银行的退出整合仍将持续推进，但如何“消失”却难言明确。
规范的优质村镇银行，发起行并不急于或不必收回。但对于不良包袱沉重的存量机构，整合最大的难点在于发起行的承接能力有限。吸收合并村镇银行绝非简单注销一张法人牌照，发起行需要全盘承接存量不良资产、处置股东分歧、安置原有人员、改造业务系统，以及足额补提贷款拨备等。
以恒丰银行为例，该行在2024年4月对重庆江北恒丰村镇银行进行了吸收合并，而2023年年报显示，针对这家注册资本3亿元的村镇银行，恒丰银行此前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65亿元。
一些本身实力雄厚、所设村行数量不多的大行、股份行，可以迅速将自设的村行“清零”。而多数城商行、农商行受限于资本实力，村行整合工作进度缓慢。
以中小金融机构密集的河南市场为例。当地农商行体系的整合始终伴随存量机构风险化解，过往多次合并重组均需先将村镇银行、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剥离至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才能推进后续整合。
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整合节奏较为分化，部分主发起行推进旗下村镇银行吸收合并进程高效落地，而部分机构在上述难题下，整合周期漫长。
早年曾批量发起30至40家村镇银行的城商行、农商行，正动态推进旗下村镇银行逐步整合，持有的村镇银行数量持续收缩。
武汉农商行曾在6省发起设立了多达47家“长江”系村镇银行，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查询系统，当前该行设立的村镇银行已下降为34家。
此外，上海农商行、成都农商行、常熟银行也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陆续通过“村改支”“村并村”等形式吸收合并村镇银行，旗下所列村镇银行的数量均从此前的“30+”，下降至当前的“20+”。
跨区异地并购兴起
村镇银行被“收编”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本行收编自设的村镇银行，二是收购别家发起行的异地村镇银行。
与发起行收编自设村镇银行不同，一些区域银行在此次改革浪潮中看到了拓展异地经营的机会，通过收购他行设立的异地村行实现跨区域网点布局，是拓宽展业范围的重要路径。
“这是当前监管政策环境下农商行突破区域发展唯一的方式。”一家农商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该行在村镇银行收购选择上，尽量选择网点服务未覆盖，且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
“早点下手收购”是苏敏对形势的判断，她认为村镇银行资产质量下滑趋势“暂时看不到底部”。
从各地村镇银行退出结果来看，这种“省外发起行退出、优质农商行承接股权”的情形不在少数。
顺德农商行是近年来异地并购布局的典型代表，该行两年间完成了对7家异地村行的收编，快速拓宽了经营版图。
其中，今年7月，该行完成了对由安徽马鞍山发起设立的深圳龙华新华村镇银行吸收合并，首次进入深圳市场。而从2024年至2025年间，该行陆续收购了佛山高明顺银村镇银行、三水珠江村镇银行，以及佛山南海新华村镇银行等4家新华村镇银行，顺利完成对上述银行区域的网点布局。
同样，江南农商行的战略意图亦明显。今年4月，该行收购了启东珠江村镇银行，将经营触点延伸至启东市场。紧接着，该行又将目光锁定江苏江都吉银村镇银行，意在进军扬州江都市场，该方案拟于该行8月13日的临时股东会上审议。
进入“减量提质”新阶段
村镇银行的设立与退出，经历了近20年探索，演绎了一轮完整的行业发展迭代。
本世纪初，国有银行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出于效益考量，纷纷撤出县域网点，2003年前累计从县域撤回网点超3万个。与此同时，本就“一乡一社”的农信社，却没有在原生市场发挥出作用，呈现储蓄资金外流现象，农村金融服务出现明显空白点。
面对农村金融资源不足情况，监管探索设立村镇银行这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007年3月，全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成立。最开始，村镇银行并未大范围推行，仅在四川、青海等部分省区进行试点。2009年，原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在三年内在全国设立1027家村镇银行。此后村镇银行的设立开始全面提速。
根据公开渠道数据梳理，我国村镇银行数量在2013年10月突破1000家，至2016年末站上1500家，2018年末超过了1600家。至2021年，我国村镇银行数量达到顶峰，存量共计1651家。在最高峰的时期（2012年至2016年），村镇银行以平均每年160多家的速度稳步增长，且城商行、农商行是设立村镇银行主力军。
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农村金融的格局再次反转。这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历史走向，转身进入“减量提质”的新阶段，开启大规模注销。
梳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可以发现，从2024年5月至今两年多的时间，共有560余家村镇银行注销，目前全国存量已回落至1000余家，且这一数字还在动态下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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